Tripod

沙士奪去二百九十九條寶貴性命，楊永強與梁智鴻相繼辭職，美其名是體現問責精神，然而，被問責之人卻莫名其妙地都只有功沒有過、只有對沒有錯，所謂問責，必有玄機。很可能，名為問責制，實是徇眾要求制，公眾要求誰下台，誰就得下台，不管是非對錯。又或者，名為問責制，實是食死貓制，比聖人更勝一籌的好官賢官（聖人也有錯，好官賢官不會錯），為了平息民憤，食死貓在所不惜。更可能，名為問責制，實是苦肉制，施展「聖母無原罪」辭職苦肉計，以無罪之身反過頭來控訴那些無理憤怒的人——我沒有錯，逼我下台的人才犯了枉殺無辜的不赦大錯！沙士一疫，死得人多，必有人犯錯。如果楊永強和梁智鴻以及所有醫管局中人都沒有錯，那麼就是前線醫護人員的錯了，再不就是死者以及其家屬的錯了，甚至乎全港七百萬市民的錯了，問責制化身苦肉制，含血噴人好歹毒！淘大花園沙士苦主郭善雄一句「厚顏無恥」實在不足以涵蓋箇中奸險。有人認為事後孔明追究庸官是不公平的，可是，當庸官下台後還死口不認錯，對於沙士死者、死者家屬以及仍活在後遺症折磨下的康復者而言，更不公平。楊永強「帶功」下台一走了之，梁智鴻辭去一份本來就沒有薪金的義工，損失輕微，但死者損失了性命，家屬損失了摯親，康復者不但慘受骨枯之痛而行動不便，更有人因此而失業、失婚、失戀，損失是一生一世的，不認錯的所謂問責精神只會令人更憤怒，無助息怨。死不認錯的庸官下台是一回事，照顧死者家屬以及康復者是另一回事，政府在這方面所做的實在遠遠不足。沙士信託基金是存在的，但審批嚴苛，失去寧寬勿緊的恩恤精神。而在金錢援助之外，政府的態度是任其自生自滅，醫管局若要為梁智鴻那句「無失職」圓謊，在情在理也必須切實做好照顧康復者的善後工程。 ---- 方津生昨天發表致楊永強公開信，對他辭職感到非常痛心，認為公眾對楊永強身為政策局長所應負的責任有很多誤解，沙士病故家屬的傷痛、公眾對政改欠缺進度的失望，以至政客在九月選舉中不容有失的形勢，均加深了這種誤解。他質疑，單單因為沙士導致多人感染和死亡便要楊永強下台，這是否香港追求的政治問責？是否香港熱切希望得到的民主政府內想見到情況？　　他說：「ＥＫ（楊永強的英文名簡稱），你可以放心，你這次的政治殉難，給那些像你一樣無私地貢獻社會的人士上了寶貴的一課：他們不會再期望得到公眾的感激；他們不應期望獲得政府高層同僚的支持；他們亦不能對那些失望而抱著機會主義的政客有任何期望；最重要的是，他們不可以對備受打擊及士氣低落的公務員隊伍抱著不切實際的期望。」他表示，楊永強離職後選擇行醫、當醫療顧問或醫學教授，甚至撰寫回憶錄等，都會比擔任問責官員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帶來更大滿足感：「如果你決定展開人生新的一頁，安頓下來，你一定不乏傾慕者！」　　方津生逐點駁斥立法會沙士報告對楊永強的批評。對於楊永強被指缺乏溝通能力及警覺性，他說，雖然在公眾印象中楊永強低估了疫情嚴重性，但事實並非如此；若沒有人提供其他資料，去年初廣州爆發非典自然不會是一個警號，因此不能怪責楊永強沒有去年初認定沙士出現。他反問：「有沒有人在二○○三年二月已知道有可能出現沙士？如果有人的話，請他今天站出來。」　　他表示，醫院管理局是一個獨立法團，局長不能直接指令醫管局執行任何工作，楊永強毋須對醫管局的決定負責；報告唯一能夠指出楊永強在管理上出現重大失誤，是楊作為前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的上司，要為陳太延誤了九天才將沙士列為法定疫症，但他非常懷疑有關延誤是否會令事情發展有所改變 ---- 其實，三份沙士調查報告都迴避了一個事實，就是廣州隱瞞疫情以至香港沒有像新加坡那樣的及時封關，是香港沙士災禍的起源。立法會報告只說對廣州沙士疫情驚覺性不足，卻沒有直指廣州隱瞞疫情是禍源。陳馮富珍倒是講了：當時曾向廣州查詢，但因疫潮當時屬「國家機密」，故不得要領。楊永強在辭職信上也作了暗示：「在面對認識不足和環境瞬息萬變的極困難情況下」工作。但要忠於「一國」而不能「兩制」，今天哪個高官敢講這種「不愛國」的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對楊永強的辭職「說三道四」，又論功又論過。他就是沒有檢討一下，若不是蔣彥永醫生向《時代》周刊揭發內地隱瞞疫情，沙士之害尚不知會伊于胡底？楊永強的「殫心竭力」，都免不了受沙士苦主和輿論所責，被迫辭職，倒楣就倒在內地隱瞞疫情之上。 --- 樂鞏南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異想天開的思維，他們基本上又是如去年一樣，以五花八門的題目糾集幾十萬群眾上街，然後全部算在○七╱○八普選這個題目上，企圖以人數嚇唬董建華與中央。他們又再次忽視了幾十萬人不能代表港人的這個道理，充耳不聞人大副秘書長喬曉陽所提出的原則之一：「負責的政府，必須考慮甚麼是真正的民意訴求」。何況他們在點算遊行人數上，擺了個植樹問題的烏龍，將兩段人潮當作三段算，比實際人數多算了百分之五十？對於還政於民是如何地還、還給哪一些民，他們依然沒有交代。若然是還給與外敵勾結之民，那是萬萬不可。他們又將「政」字歪曲為「power 」（力量）。外敵的「新美國世紀」在港報刊登宣言，除了妄指「北京干預香港的自治、抑制民主發展」之外，居然責備北京「派遣軍艦往港海」。怎麼「高度自治」變了完全自治？是中國的地方，容許美國軍艦來度假，怎麼中國的軍艦不能來？「新美國世紀」如此跋扈，實在不足為奇，因為它是個極右派「新保守主義」組織，來自布殊的鷹派班子，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副國防部長沃爾福維茲、副總統切尼所策劃、同名的戰略計畫書。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於七月三日就已簡潔而有力地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最高的司法機構，所作的決定，叉更改。 --- 徐詠璇「發洩之後，已經夠。楊永強下台不下台再沒所謂。」曾經獲溫家寶特意探訪的沙士死者丈夫說。他再次重申，希望傳媒別再找他們一家，讓他們安靜下來。不過這點只怕不易。他一句「楊永強厚顏無恥」，經傳媒廣泛報道傳播之後，成為非常厲害的武器，再一句「希望中央和董建華聆聽」，楊永強萬劫不復。　　如果你信民意，如果你信民意調查指百分之五十八的市民要他下台，那你也得相信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認為他不必辭職。淘大也有居民指出，這是天災，楊永強為此要下台，不值得。　　當然，傳媒在這些時刻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如果傳媒早有取態，長期力主一個方向，它影響市民的機會是很大的。報道時固然可以是審判式的取材，社論也會如陪審團。　　當傳媒互相引述，將「民意」匯聚之後，便再難聽到那百分之四十二的意見，而縱使有一半市民支持楊永強，但這些意見的表達方式如果不夠激烈（譬如沒有記者招待會、刊登聲明、拉橫額遊行做街頭劇），也會不夠響亮。　　對本報社論我一向尊重，但當七月八日讀到「下台是『平息民憤』的唯一方法，至於楊永強所犯的錯誤性質是否嚴重已經不再重要」，我幾乎想扼住主筆的頸！怎麼可以為了找代罪羔羊，便坑害人！　　不過或者這便是政治。社論也指出，阿董的問責制根本就是一枚計時炸彈，內地把高官革職，政治上得分，大快人心，實際上卻可以逃避真相，結果於事無補。　　或者問責局長的工作便是勾心鬥角，上台下台。　　罷了。香港，我們仍在學習政治，學習民主，醫管局主席也辭職了。這浪潮，可以止息了吧？ --- 反觀而言，莫論賞罰制度何等分明，也是先天不足。由於董建華的權力並非人民賦予，亦沒有經市民選舉授權，市民只有期望他行使行政罷免權力，但行使與否全不受選民制約，亦不需負上任何政治責任，因此最多淪為「次問責制」。核心問題還是行政長官並非由全民經普選授權；縱然一、兩名官員下台，讓市民消消氣，亦難完善問責制。看來在餘下任期內，董建華應加速政制改革，落實普選，真正做到還政於民。評論員:何喜華 ---- 台灣「陸委會」香港移交七周年情勢研析報告港府管治威信低落，中共強勢介入港事「人大釋法」框定政改進程，壓制民主，國際高度關切 -------------------------------------------------------------------------------- 港人對中共信任度下降，對「一國兩制」疑慮增高經濟略顯複更，惟失業率居高不下，大陸挺港經濟措施成效待觀察陸港融合深化，交互影響日深台港溝通納入體制，互動交流待加強一五七件報載爭議事件考驗大陸「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一、整體評析香港移交至今年七月將屆七年，第七年較前六年有巨大轉變。前六年，中共極力克制，不明顯幹預香港事務，圖維持「一國兩制」國際宣傳效果，但在第七年，中共強勢介入香港事務，惟中共雖緊縮管控，但港人追求民主的訴求正在升高，對於港府及中共的管治的不滿也正在纍積中。港府不顧港人對自由人權受損的疑慮，強勢推動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工作，引爆五十萬人大遊行，港人對港府的不滿情緒達到極點，香港民主派順勢集結力量，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親中共政黨，並推動全面普選運動。惟這股追求民主的力量，亦令中共懼怕香港情勢有流於失控之虞，為避免香港民主運動帶給大陸省市不良示範效果，加以台灣總統選舉結果顯示台灣主體意識的茁壯，帶給中共的危機感，促使中共放棄「港前中後」，不明顯幹預香港事務的策略，自去年「七、一」起，強勢介入香港事務，除仍持續推出經濟挺港措施、加強與香港各界人士溝通等懷柔策略，另一方面則發動「愛國論」思想鬥爭行動、「人大釋法」框定政改範圍與時程，壓制民主力量，導致香港言論新聞集會遊行等人權自由受損，引發國際高度關切。雖然中共緊縮對港政策，但港人對民主的堅持未減。根據民調結果發現，每當中共較明顯介入香港事務時，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下降，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也隨之下降。故中共的緊縮政策是否能壓制港人對民主的追求，抑或激化港人對民主的堅持，今年七月一日的遊行，以及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是觀察指標。同時，陸港經貿及人員往來關係在去年亦有關鍵的進展，CEPA的簽定、「自由行」的開放促使陸港融合的深化，固然為香港帶來如何維持主體性的挑戰，但「自由行」可能為大陸帶來民主思想的啟發，殊值關注。香港移交以來，台港經貿及人員往來持續熱絡，港人亦由來台參訪，體驗我民主成長經驗，國人亦支持香港爭取更多的民主。我與港府的溝通管道雖已納入體制內，但互動仍待加強。未來政府將加強台港雙方互動了解，以及強化對在港國人的服務。二、分項評析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的不滿持續攀升中共前總理朱鎔基曾批評董建華的行政團隊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貼切的解釋董團隊雖提出許多大建設計劃，但民望始終低迷的緣由。但亦有種解釋，認為是港英政府培養的官僚文化不能配合所致。董特首在連任後，一舉改變香港的官僚體制，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期能增強效能。惟由香港大學長期民調結果顯示，「主要官員問責制」並未獲港人的滿意，反而增高不滿意度。相同的，港人對董特首的支持度，在香港移交前，曾達六十五點八分，但隨著特首實際推動政務後，港人對他的支持始終無法再回複到六十分(詳細數字趨勢圖請閱附錄)。甚而在親中陣營裡也時而傳出責怪港府無能迫使「中央」出面解難，徒增引來破壞「一國兩制」聯想，亦不時有人建議董建華辭職或退居成「虛位特首」。董特首及港府民望的低落，除與港府效能有關，與港府處理陸港關係亦有關。中文大學一項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八的受訪者認為董特首會將中共的利益擺在香港利益之前；百分之六十受訪者認為董特首向中共「中央」負責多過向特區負責。此種觀感在近期政改爭議中，董特首及港府高官相繼表示，應服從「中央」行事，而得到應証。港府對陸港關係的態度(亦是對「一國」與「兩制」的定義),除使港府管治威信不振,亦促使中共幹預「七一」後的香港情勢。中共介入愈趨明顯，港人對「一國兩制」疑慮愈深港人爭取民主所展現的力量，令中共震驚其駐港單位及港府對情勢的錯估，並重新評估與調整對港政策。檢視中共自去年七月以來的對港措施，可略歸納減緩港人不滿情緒、緊控香港局勢兩大主軸。在減緩港人不滿情緒方面，例如陸續推出多項經濟挺港措施、擴大會見香港各界人士、選擇性會晤民主派人士、以及發動文宣機制，營造支持氛圍等；在緊控香港局勢方面，中共藉著調整涉港部門組織及人事、發動「愛國治港」思想鬥爭，圍剿民主派人士、補助研究及設立機構加強香港研究、藉由「人大釋法」框定香港政改方向與時程，以及強硬回應國際關注為幹預內政等，壓制民主力量。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長期的追縱調查發現，港人對於北京政權的信任感，在香港移交後逐步增高，已超越港人對港府的信任感，但是，該項民調亦發現，每當中共較明顯介入香港事務時，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就下降，對中共政權的信任度也隨之下降。如在移交之初港人對北京的信任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二點四，隨著北京的克制，港人的信任度增高，在二零零二年達到最高點百分之四十八點七，但在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後，在二零零三年即降至百分之三十七點六，後來撤回立法草案，又回複到百分之四十八點七，近期中共緊縮政策後，又降至百分之四十點四(詳細數字趨勢圖請閱附錄)。故中共的緊縮政策是否能壓制港人對民主的追求，抑或激化港人對民主的堅持，今年七月一日的遊行，以及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是觀察指標。港人展現對民主的堅決訴求面對中共的懷柔與壓制策略，港人對民主的堅持未減。除了五十萬人遊行要求撤除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並支持民主派候選人在區議會選舉大勝親中陣營，同時在今年元旦有十萬人遊行要求普選權，今年四月十一日二萬人參加抗議「人大釋法」遊行，五月卅日的紀念六四遊行，有五千六百人參加；六月四日晚上舉行燭光晚會，有八萬二千人參加，均創香港移交以來，同性質六四紀念活動參加人數的新高。惟相對港人對民主的堅持，香港民主派的發展亦逢路線衝突及選舉衝突整合的關鍵點。在「人大」連串釋法動作後，部分民主派人士揚言不再參與所謂的「假諮詢」，但部分人士認為杯葛行動反而可能導致民主派被邊緣化，路線衝突使得香港民主派面臨是要「體制內創造求同存異空間，或是體制外抗爭逼迫中共改革」的挑戰。另今年九月將舉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記取去年區議會選舉中的聯合競選經驗，想在今年立法會選舉創造更大勝利，然而立法會與區議會掌握的政治資源不同，地位的重要性亦不同，各個政黨或政團各有打算與堅持，以致協調工作極為不順暢，這亦是民主派未來發展是更加衝突或達成整合的重要關鍵之ㄧ，也是香港民主發展關鍵之役。經濟表現略有改善，但失業率仍高香港的經濟自東南亞金融風暴後，表現並未如過去之亮麗，港人對於經濟前景的信心亦逐漸動搖。自二零零二年以後，香港的經濟雖略有改善，但失業率仍居高不下。此外，港府的財政赤字問題亦成為經濟成長之隱憂。而去年香港的經濟情況，在第二季SARS疫情爆發後，原並不被看好；惟因疫情的衝擊未再進一步擴大，因此在第三季以後，經濟逐漸回穩，並有所增長。據港府之統計資料顯示，去年香港經濟成長率為三點二，較諸於二零零二年百分之一點九的經濟成長率，顯見經濟已有回升。但二零零二年香港的失業率為百分之七點三，去年則升高為百分之七點九，近期則又降至百分之七點一，顯示失業問題仍不能小覷。去年亦是香港與大陸經濟融合深化的關鍵年，數項重要的措施包括：陸港雙方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大陸方面陸續開放廣東、北京及上海等地居民赴港的「個人遊」；香港銀行可辦理個人人民幣存款業務等。但有意見認為，以上的措施，系大陸以「經濟挺港」的方式，企圖安撫港人自去年「七一」大遊行後，對港府管治不善及政局發展的不滿情緒，以穩定香港的政局。而相關的經濟措施，對於提升的香港競爭力及產業經濟結構的轉型，是否有正面的助益，仍待長期觀察。司法獨立性屢受衝擊獨立公正的司法體系是香港經濟穩定繁榮的基石，然而，自移交以來，陸續發生許多爭議案件，打擊香港司法的公平性及權威性，連帶影響司法公信力。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案件多與大陸因素有關，雖無明顯証據顯示系中共指示抑或香港司法人員自行揣摩旨意行事，但若幹國際觀察組織指出政治幹預已影響到香港的法治精神，並調降香港營商環境及法治素質的評比。在若幹案件中，大陸因素影響法律的確定性、公平性。例如「胡仙案」(輿論普遍質疑由於事主與中共當局關係良好而未遭起訴)、「新華社香港分社違反私隱條例」(亦未遭到起訴,港府並以慣例為由,未說明理由)、「人大釋法」推翻香港終審法院對港人在大陸非婚生子女居留權的判決、將「新華社香港分社」定位為國家機構，可豁免香港若幹法例的適用、對在「中聯辦」門外靜坐抗議的法輪功學員，控以「阻街」罪名、大陸公安部門越境執法問題以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之立法須先徵詢大陸意見等，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的威信，令香港司法獨立性蒙上陰影。另一方面，在陸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下，近期港府亦積極與大陸磋商兩地法律服務之相互認可。而兩地司法關係日益密切，究是對大陸發揮正面引導作用，抑是導致香港司法「大陸化」，殊值關注。人權自由發展受損香港移交以來，香港傳媒仍可報導對中共及港府的評論，人們仍可透過集會遊行抗議中共或港府的作為。但是實質改變卻在發生中。香港傳媒擁有者陸續取得「政協」職銜，以及陸資機構陸續收購香港傳媒股份，對傳媒報導的方向發生牽制，尤其在涉及報導政治異議人士、法輪功活動，以及涉及台灣、新疆、西藏的政治新聞時，容易浮現「自我審查」的情況。例如南華早報以不接受指揮為由解僱中國版編輯、香港電台時事評論節目「頭條新聞」因諷刺董特首的施政報告，遭港府發出「勸諭」、新城電台新聞採訪部主任張仲華五度抗議新聞部高層處理特區政府負面新聞的手法而遭解僱、香港電台欲訪問我副總統，即遭親中陣營批判，致訪問計劃中止等。過去一年，香港言論、新聞、集會遊行自由尤遭到嚴重衝擊。中共官員發動「愛國論」，並質疑民主派藉爭取民主而從事「港獨」，致民主派人士遭到強烈批判，認為渠等言論破壞陸港關係，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亦因支持台灣選擇自己前途而遭到攻訐(自去年八月迄今未止,其服務處亦遭人惡意破壞),近來更有民主派人士在街頭遭人追打。另廣播電台時事節目主持人陸續以受威脅為由辭去工作，受人關注。其中，李鵬飛明指中共官員致電關注他的家人近況，令其害怕家人安危，因而辭去主持工作(並同時辭去「港區人大」的職務)。對此，前港府「中央政策組社會凝聚力小組召集人」關信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系主任)表示「連串事件是顯示傳媒被一個有組織及有計劃的戰略部署所對付。」，事件亦使得四百百名大學教授及研究人員連署聲明，認為香港言論自由已經亮起紅燈，要求港府應正視此項危機。聯合國「捍衛人權組織」已受理調查事件。國際傳媒亦相繼報導相關事件，認為「香港目前的政治張力甚為巨大、北京的幹預亦是史無前例的」。同時期，亦發生民主派所發起爭取民主的活動，找不到保險公司願意承保，以致在申請租藉場地、活動許可上產生困難。國際關切香港民主發展，大陸以香港作為外交籌碼亦受關注香港在移交後，依據基本法仍可獨立的發展對外關係。目前港府共有廿個駐外辦事處，一百一十四個外國駐港機構，而同意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証入境待遇的國家或地區的數目，已增至一百二十八個。國際上，如英、美、歐盟、國際風險評估機構仍定期提出報告關注香港情勢，有關中共是否能持續克制不幹預香港事務，以及香港司法的獨立和民主進程是渠等關注焦點。美國針對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以及中共對香港政改的態度，發出逾廿次的官方聲明或評論，甚至明示香港的民主進程若倒退，將影響中美關係的發展。英國亦多次聲明希望中共信守「中英聯合聲明」，盡早實現香港全面普選。中國大陸亦藉香港作為外交籌碼。依據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條、十四條規定，大陸「中央政府」處理與香港有關之外交事務與防務。大陸即利用香港為籌碼來打擊我方的外交空間。例如在「九七」移交時，對在港與我有邦交國家進行施壓，警告若不與我斷交，將關閉其在香港的使領館或降低層級；或是以梵諦岡與我仍有邦交，而拒絕教宗訪港。另中共亦利用主掌香港的防務，將之作為軍事外交的棋子。當大陸與某國外交陷入惡劣時，大陸即不準該國航艦到香港維修、參訪。惟大陸利用香港作為軍事外交管道，亦讓美國特別關注中國大陸是否藉香港取得管制類軍事武器，國會除曾提出報告警告此種可能，近日亦有議員提案，必要時，應修訂「香港政策法」，改變香港目前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地區的地位，中止香港的特別待遇，防止軍事武器機密外泄，以及促使中共正視香港民主化問題。陸港互動頻繁，交互影響日深香港移交以來，香港與大陸兩地的人員往來、經貿合作、基層建設的連接、社會的發展日趨密切。陸港官員互訪頻密，大陸並安排香港公務員赴大陸進修，了解「國情」。據港府統計處調查顯示，全港在過去一年共有接近二十四萬名居民曾在內地工作，佔香港就業人數超過百分之七。今年七月一日後將有三十二個大陸城市，約一億五千萬人口可以用「個人遊」身份至港澳旅遊(今年五月卅一日已有第二百萬位抵港的「個人遊」旅客)。根據香港旅遊局表示，自開放「個人遊」以來至今年三月，「個人遊旅客」已為港帶來九十億港元的收益。陸港兩地日益融合亦為香港社會帶來新問題。去年香港整體犯罪案件創新高，是九七年移交以來最高的一年，港府警務處處長李明逵承認，大陸旅客來港人數增加是其中一個因素，據港府統計，去年訪港大陸旅客達八四二萬人次，犯案被捕大陸旅客有二千一百二十三人，較二零零二年增加百分之十四點七。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和政治系副教授盧兆興憂慮，隨著陸港融合，有組織的跨境犯罪活動可能不斷增加。惟影響亦可能發生在大陸上。自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大陸開放「自由行」以來，在去年十一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今年元旦遊行活動、「四、一一」遊行(抗議「人大釋法」)等活動中,均見大陸赴港「自由行」民眾的參與,並表達對港人自由意志表達的羡慕。這些「自由行」旅客返回大陸後，對於港人自由生活的轉述，將逐漸啟蒙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訴求，就像大陸開放留學生政策的影響一樣。台港溝通雖納入體制，但官方互動尚待加強香港移交以來，台港民間往來熱絡，但官方關係進展緩慢。台灣赴港旅客人數近五年平均每年逾一九七萬人次(為訪港旅客第二位)。香港訪台旅客於「九七」後亦逐年增加,近年均逾三十萬人次(僅去年因SARS而減少)。台港航線系全球最忙碌的航線之一(前年載客約六九九萬，去年因SARS成為五百三十三萬)。台灣民眾由香港轉機前往大陸的人數，已由「九七」的八十二萬人次上升至零二年的一二一萬人次。我亦積極推動台港司法互助合作，期共同打擊犯罪。在經貿往來方面，以二零零三年為例，台港雙邊貿易總額逾三百億美元，香港為我第三大貿易夥伴，我國則是香港第四大貿易夥伴；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逾一三九億美元。此外，有十三家台資銀行在港設立分行，有十五家台資企業在香港上市。國內廠商每年赴港參加商展活動約有三十餘場。為積極促使香港各界人士了解台灣自由化、民主化及全球化的經驗,本會邀請香港各界人士(每年約二千餘人)來台參訪,期使渠等實地了解與親身體驗台灣社會多元與經濟開放進步之風貌，並與國內有關人士及團體展開交流與互動。本會並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九日在台首次舉辦「律動台灣心、團結港澳情」「國慶」酒會，邀請港澳人民及團體、在台港澳學生代表、國內代表等五百餘人與會。是次活動普獲與會人士之肯定與支持，對於維繫友我港澳居民及在港國人的情誼，以及促進台港交流與良性互動，深具助益。港府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底發表聲明指出，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將不再續任專責與我駐港機構香港事務局聯繫溝通台港事務的工作，並自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起改由政制事務局負責，惟雙方互動進展不易，除大陸之介入外，港府堅持按「錢七條」辦事，立場有時更較中共保守，亦是主因。今年初，中共發起的「愛國愛港」爭論，引發親中陣營對友我人士的攻訐，亦造成部份港人對與我聯繫抱持觀望，民間往來亦受影響。 (按:因篇幅關,「香港政經情勢統計圖」、「台灣經貿統計圖表」、「過去一年之重要台灣交流活動」、「香港移交後之爭議事件」、「香港移交七週年大事專題」等五個「附件」從略)